你如果是個股民，一定知道三一重工這支被稱為“中國股改第一股”的牛股；你如果是個企業家，一定聽聞了許多坊間有關三一重工董事長梁穩根的傳奇故事，他在20年中，讓三一制造的混凝土泵車全面取代進口，躍居國內首位，且產銷量連續多年居全球第一。

三一重工董事長梁穩根

可是梁穩根不這么看，他認定自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個體戶”。如果填寫一份個人履歷，他會如實寫下這段話：“剛開始是個販羊的小販，后來做過酒與玻璃纖維生意，如今建立了三一集團。”

不過，現實往往比某些人自述的更魔幻。三一集團擁有三一重工、三一重機、三一汽車等眾多企業。作為核心企業的三一重工，已成為全國最大的混凝土輸送設備制造基地、品種日益齊全的工程機械產業基地。梁穩根這個大個體戶，照樣有著“人類因夢想而偉大”的座右銘。在洛陽銅加工廠實習時，梁穩根就揚言要辦一個如洛陽銅加工廠的大企業——當時的洛陽銅加工廠僅職工就有上萬人；而在創業之初，他便將三一集團定位于“民營經濟的試驗田”。

 

尋找財富與文化的交融點

中國一部分人已經隱然邁入“先富階層”，2010年12月，福布斯中文版和中國建設銀行在北京發布2010年《中國私人財富白皮書》報告，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內地千萬富豪人數將達到38.3萬人。而對于這個日益龐大的富豪階層，社會給予最多的關注已經不在于其擁有的耀眼財富，而是其能夠通過財富積累創造一種什么樣的財富文化，引領一種什么樣的社會價值觀？

不過，這種基于現實利益考慮的富豪生活模式調查，仍然擺脫不了道德爭論的緊隨其后，說明富豪階層本身在當下同樣有一種文化焦慮感：他(她)們急切地希望找到一個明確的社會文化坐標，以作為自己人生方向的參照。如果將問題置換到這件事中，人們心中的疑問就是：財富與“品位生活”的交融點和分界點分別在哪里？

梁穩根顯然正在身體力行做一個財富價值觀的探索者。他為三一集團建立的企業文化理念豐沛卓然。三一使命：創建一流企業、造就一流人才、做出一流貢獻；企業精神：自強不息、產業報國；企業核心價值觀：先做人、后做事、品質改變世界；他所要求的三一作風：疾慢如仇、追求卓越；在集團中所倡導的三一信條：人類因夢想而偉大、金錢只有誘惑力、事業才有凝聚力……

寥寥數語，生動描繪出梁穩根作為企業家而非富豪的身份自覺。企業家在中國探索社會主義特色市場經濟道路上，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他們既會對少數以非法謀取暴利富豪群體、官員群體保持一定的心理距離，在社會公共事務中時刻警惕與官員群體的結盟，防止這些掌握權力與金錢的人操縱社會的發展方向，又會處于學識、良心與利益的綜合考量，時不時要站出來為弱勢群體發言。像梁穩根這樣的草根企業家，就是通過自身的努力與奮斗，從農村進入CBD，他的根依舊留在父輩的血緣沉淀中，他從小身處的環境、所受的教育都促使梁穩根對“社會責任、政治意識、文化建設、道德中堅、慈善公益”等名詞有特殊的敏感性，他也清楚地知曉：如果社會無法形成一個朝“帕累托累進”(即讓大多數人受益)努力的制度，穩定就無從談起，社會價值觀就會分裂為不共容的兩極，不公平帶來的震蕩會扭曲整個社會的運行效率。梁穩根正在努力將自身推向理想中的企業家，這類企業家是“好的制度”堅定的推動與維護者，他們期望擁有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積極發言權，期望“好的制度”能構建一個階層流動的社會，憑借學習、努力而不是權勢的世襲；憑借同一個起點的打拼、競爭而不是“超國民待遇”與“非國民待遇”的懸殊落差，打通更多的向上通道；他們更期望在重大的社會公共事務制定過程中，所有人都能夠有發言的桌子，所形成的任何社會公共制度都是經過多數人同意而不是少數人拍板的；梁穩根是好的制度堅定的捍衛者，面對制度中的不好之處，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合力推倒重來。[page]

一個企業家的“道”與“術”

梁穩根的工程機械夢想已經部分實現，他目前更想追求的是求仁得仁，探求“創造財富只為世界”的價值觀。在企業內部，他先后創造了“三一董事降薪90%”、“5000員工提降薪申請、公司稱未被接受”、“推出千億回報獎、到時員工可獲10倍回報”等一系列常人有些難以理解的故事。他總是說：“我夢想，在中國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在世界經濟的舞臺上，由于我們三一人積極地實現我們的夢想，中國人得到世界的認同和尊敬。”“我夢想，三一成為世界上備受推崇和尊重的公司，成為世界工程機械先進技術的領導者。”“我夢想，三一員工過上富足而有尊嚴的生活，成為令無數人羨慕的人”……他將個人創業激情與帶來三一員工創造奇跡的能量激發結合在一起，構成了自己夢想的全部。

梁穩根顯然是睿智的。中國某些企業家的創業軌跡乃至炫耀的生活方式之所以遭受爭議，不在于民眾“仇富”，而在于現代社會文明中，一種權利是否合理正當的判斷基準是不要以損害他人權利為前提，無論是只顧自身擁有天文財富卻把企業員工當成廉價勞動力，還是過度追求慈善美名卻忽視了企業發展，都是對企業家身份的誤讀，是企業家自身一種所謂的“崇富情結”在作怪，這些企業家的價值觀與民意相背，違反了民眾共同遵循的社會規則。

當企業家模式中的條件預設成為某種集體有意識行為時，本身就已超出了道德范疇。這其中隱含著復雜的社會心態。將市場經濟簡化為物化交易，將經濟人理性理解為損人利己天經地義，將企業壯大扭曲為逃稅漏稅、產品造假，成為某些企業家的可悲剪影。如果沒有對顧客的誠信以待，梁穩根能夠從特種焊接材料中淘到第一桶金么？如果沒有對產品質量、價格及綜合服務的精益求精，梁穩根能從工程機械行業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么？如果沒有對社會公益慷慨解囊持之以恒的至善追求，沒有在企業發展同時慷慨回饋廣大股東及企業員工，梁穩根能被民間心悅誠服地尊稱為“2010年度十大財智領袖人物”？可以說，梁穩根不僅在經營一家企業，而且在經營自我人生、經營為社會奉獻之路上，創造了普通企業家難以企及的人文境界。

中國哲學有“道”與“術”之辨。內地企業家近年來一陣風似地熱學比爾·蓋茨、李嘉誠、王永慶等叱咤人物的經營書籍，鉆研所謂的發財之“術”。可他們更應當沉下心來，認真思索比爾·蓋茨、李嘉誠、王永慶的為人之道。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從單一產出物質財富走向推動員工共同創富、參與慈善及其他社會公益事業、為消費者提供更優質化產品及服務的人格化體現。如此，才不會辜負振興民族產業、實現“中國制造”及“中國創造”宏偉藍圖的時代重任。

 

“百年老店”在路上

西方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中闡述的觀點看似矛盾，其實卻存在一種邏輯遞進關系。《國富論》中，亞當·斯密歌頌人們出于自利考慮的創富本能，指出市場中的人們為給自己帶來更多的收益，可以激發所有潛能，去發掘各種“發現財富的途徑”，市場經濟因此而繁榮，人們因此而擁有比以往多數十倍的物質、科技乃至文化財富。而《道德情操論》中的亞當·斯密，則提出富裕之后的人們，應當自覺追求道德的豐盈，通過關懷他人、救濟弱者以及政府創立公正合理的二次分配制度，來達成由后來者提出的“帕累托改善”。無論何種改革，都要有相應的弱者補償機制，保證一部分人不會成為另一部分人獲益的犧牲者。

亞當·斯密向“先富群體”提出一個命題，即作為中國市場經濟的先富群體，衡量“先富群體”的成功不僅僅來自財富數據，也涵蓋了其社會聲望、財富正向運用度、投身慈善事業的積極程度。梁穩根顯然已經敏銳地感受到了這一點，他宣示了一種更高層次的社會公共道德感召，不再單一注重唯物化的經濟收益，不是通過從初級的產品質量把關、銷售流程控制、售后服務管理，以及中級的缺陷產品召回、危機公關完善、管理制度改進，來完成一家企業或一個企業集團的成功。而是以更高級的社會責任踐諾、企業倫理優化，達到所宣稱的“百年老店”品牌塑造。顯然，梁穩根與他的三一集團，正走在這條路上。